告别“唯GDP论”动真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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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销银行对阵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一方面得力于公民对网络的普及应用,另一方面是银行理财门槛高与手续繁琐所致。现在,互联网金融大有和银行一较高下的态势,银行方面也毫不示弱,更是退出了直销银行来抑制互联网金融行业。 ...

    截至目前,中国超过70个县市告别“唯GDP论”的时代,取消GDP考核,以环境和民生的考核导向取而代之。应景的是,第一季度全国31个省GDP总和仅比全国第一季度GDP总量高出3.64%,较2013年高出11%大幅下降。

中国互联网金融后发优势

电子商务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传统的购物方式,它以一种崭新的姿态,方便快捷的让人足不出户即可轻松购物。这种形态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得中国的互联网得以迅速的覆盖,各行各业也开始尝试在互联网上进行交易。 ...

           告别“唯GDP论”动真格了

  但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告别。
  1985年,改革开放的第七个年头,中国开始核算GDP,如今已过29年,可以说,GDP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腾飞。在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看来,“传统的GDP核算已经是一二百年的产品,肯定有它自己的科学性,全部否定不合适。”余下的一千多个县市何时放弃GDP政绩考核?
  另一个问题是,用什么考核标准替代GDP?取消GDP考核,只是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并非一劳永逸,需要进一步完善考核体系。如果一些地方缺乏科学的新考核体系,就很难防止“GDP考核”换个马甲卷土重来。
  70个县市不考核GDP
  近日,福建取消34个县市的GDP考核。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超过70个县市明确取消了GDP考核。一位宏观政策研究员告诉记者,中国正在告别“唯GDP论”时代,“淡化GDP,重视民生”成为政绩考核的新导向。
  已经取消GDP考核的70多个县市,在数量上只占全国2000多个县市很小的比例。这些县市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经济贫困县,比如山西的36个县。二是在生态环境或者农业方面具有特殊价值,比如福建省的34个县。三是属于生态脆弱区域,需要限制开发,比如贵州省的一些县市。
  除了这些具有特殊性质的县市之外,对其他绝大多数常规县市而言,GDP考核仍然是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之一。这些都充分说明,告别“唯GDP”,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事实上,“唯GDP论”长时间以来都是经济建设的主题,当政绩考核依赖于这单一的经济学指标,就有了经济提速增长的“应考”需要。
  “不唯GDP论英雄,都知道这个理,但在基层执行起来也不容易。习惯了长期的追赶型经济,瞄着邻县进行GDP锦标赛,如今改变比赛规则,也需要点儿适应的时间。”一位基层领导向《国际金融报》记者感叹,尤其是西部一些地区因为欠发达,发展冲动更强,对GDP的渴望更浓。“经济转型的压力是双重的。不转型,跟不上大势;转型,门路在哪里?停在原地,也要承受经济下行压力。既要赶路,还得转身,我们的压力也不轻。”
  缺替代性考核办法
  “不唯GDP论英雄”喊了多年,一些地方仍停留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可操作的替代性考核办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政绩考核是政府部门工作的“指挥棒”,对干部的政绩观和施政行为具有重要而现实的影响。
  上述宏观政策研究员告诉记者,在现实中,除了上述70多个县市明确取消GDP考核之外,对于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的改革,应该说主要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在各地开展的探索中,普遍降低了GDP考核的权重,增加环境保护的权重,比如陕西省、沈阳市等。
  在记者走访调研过程中看到多地新建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从产业到规划,和其他不少地方的园区如出一辙。上述地方发改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些地区在追求经济增速的过程中,缺少创新性,认为能带来GDP,项目就可以上。实际上,带来的可能是产能过剩、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
  在上述宏观政策研究员看来,不同地区的政府经济工作考核,不应使用完全一样的指标。有的地区可能小商业发达、有的是高端制造业集中、有的则是旅游服务业聚集,更个性的政绩考核体系能引导当地特色经济更好地发展。
  “生态GDP”的可行性
  2013年12月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全国发出重要通知,《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8个要点,有6点提到了生态或环境问题。
  事实上,近10年,在环保部、国家林业局等与环境生态相关的政府部门下设研究机构中,早有学者研究新指标。有的想取代GDP,有的欲与GDP共存,还有的想作为政府决策参考。
  “我们希望‘生态GDP’指标取代GDP指标。”中国林科院研究员王兵团队牵头研究的生态GDP指标,正是在国家林业局的支持下进行的。2012年底王兵提出生态GDP概念,即在现行GDP的基础上减去环境退化价值(如草地退化等),减去资源消耗价值(如木材的消耗等),再加上生态效益(如涵养水源等),最后得出的值。
  行动更早的是从2004年起,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及其团队,开始核算一项名为“绿色GDP”的指标。就是从传统GDP中减掉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损失成本之后的剩余GDP。不过王金南表示,他们一直未核算资源部分,故是不完全的核算,还有待改进。
  另一个最新指标是GEP,即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这一指标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驻华代表朱春全和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欧阳志云共同研究,于2012年被提出。GEP包括生态系统产品价值(如木材)、生态调节服务功能(如大气净化)和生态文化服务价值(如休闲旅游)。
  显然,生态GDP、GEP和绿色GDP三个新指标的共同点,均是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代价相关联。据悉,三个指标均得到了中国部分地方政府的支持。
  据记者了解,目前黑龙江和吉林等东北地区都在做生态GDP的核算;GEP的概念受到广东欢迎,且贵州被GEP选为论文的研究省份。 
  世界都想抛弃GDP
  不仅中国,西方国家也开始“排斥”GDP。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2008年提出应用新的社会发展衡量指标取代GDP,以更广泛地反映社会和环境改善情况。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2010年一次会议上表示,“我们不能只盯着GDP,而不顾国民是否幸福。”他甚至责令国家统计局局长制定一套衡量“国民总幸福”的方法,以了解国民的心理状况和对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
  在美国,2012年,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出,GDP等一些政府经济数据并不能完整地反映许多民众正面临的艰难时刻,“我们应寻找更好和更直接的指标来衡量民众的幸福度”。
  在经济理论界,1972年,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发明了“经济福利尺度”;1989年赫尔曼?达利和小约翰?柯布、克利福德?柯布父子又研究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后来1995年,克利福德?柯布研究出“真实发展指数”。
  这些新型指数的特点包括:扣除国防开支因素、把对环境的破坏因素考虑进来,有的还增加了志愿者服务、犯罪率、休闲时间、公共设施年限等,有的在政府和行业统计数据中加入了社会调查。这些新的社会发展衡量指标在部分国家的地方政府得到小范围应用,也有的国家政府参照这些指标体系研究制定自己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但目前还没有一套能被世界各地广为接受和普遍应用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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